春来绿野课耕锄 牛迎丰年禾黍香

　　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伴随着立春的脚步，辛丑牛年即将来到。牛耕田，是辟地之物，所以丑属牛。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农耕文化，自古以来，牛以耕耘为主。在南方，牛下水田；在北方，牛犁土地。《周易》中称牛为“坤卦”的象征物，代表生养万物的大地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史书记载，每到立春节气，人们都会举行“鞭打春牛”的仪式，以示春耕开始，寓意“鼓励耕作”与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同时期盼今年是个好丰年。牛与大地交织出一首绿色的旋律，演奏出一曲春天的畅想。

　　沧海桑田  牛耕不尽

　　《春牛图》是天津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之一。画面上，几个眉清目秀的牧童骑在牛背上嬉戏，或持柳条，或携桃枝，或挥小鞭。老牛目光坚定，奋蹄向前。民间有说法，春牛身长八尺，象征农耕八节（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、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及立冬）；四蹄象征四季；尾长一尺二寸，象征一年12个月。柳条象征春天，鞭长二尺四寸，表明一年24个节气。按照传统习俗，每到立春日，家家户户都要贴上一幅《春牛图》。

　　《春牛图》表现了人们心中对丰收的希望，对幸福的憧憬以及对风调雨顺的祈求，更彰显出我国源远流长的牛耕文化。

　　商代甲骨文中，“犁”字形为牛牵引犁头启土之形。清代《蕉轩随录》“书人字后解”也说道：“万事万物起于牵牛。”

　　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牛耕，当时的农业耕种主要以人力为主，牛或者马等牲畜主要用于拉车。最早记录牛耕的古代文献是《论语》。在《论语·雍也》中记载：“子谓仲弓，曰：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，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，毛色好，角也长得漂亮，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，身份有问题，不用它来祭祀，山川都不忍心了。《论语》形成于战国前期，应该说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，用牛犁地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，在农业方面也逐渐出现了铁制农具。由于铁器比较厚重，单纯地用人力耕种的速度非常慢，人们就开始用驯化的牛来耕种土地。牛耕带来的好处首先是深耕，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,能改良土壤，避免土壤水分流失和营养物质大量损耗，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、水利灌溉的能力。其次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。由于牛的力气大，耕种田地的时候省时省力且效率高，同时又能够减轻人类耕种时的危险性，便于大量开垦荒地，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，为人口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。所以从理论上讲，牛耕技术是农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改革。

　　在《战国策》中提到赵国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，历数秦人在经济、军事、政治方面的强势，其中经济上强势的重要一点是“秦以牛田”，即秦人用牛犁地。秦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始盛，在农垦方面大力推广牛耕，极大地促进了秦国农业的发展。尤其是郑国渠的修建，使关中沃野千里，人们普遍使用取代木制农具的铁制农具和养殖耕牛来耕种田地，粮食产量激增，关中地区也成为天下重要的粮仓之一，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
　　到了西汉时期，牛耕技术已经比较成熟，铁犁开始广泛使用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汉武帝时期，西汉农学家、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了耦犁，在长安地区教农民“用耦犁，二牛三人”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也说“赵过始为牛耕”。到了西汉晚期，出现“二牛一耕”，大大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及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率。铁犁和牛耕技术的结合，成为汉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，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。

　　魏晋以后，“一牛一耕”的普及推动了牛耕的发展，个体农耕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农耕经济的发展趋势。到了宋代，牛耕在南北方的主要农耕区得到了广泛推广。宋代犁耕的普遍使用，铁犁的进一步改良，铁刃农具的创制和推行，使农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。

　　如今，我国一些地区仍然使用牛耕技术来耕作农作物。由此可见，牛在农耕技术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。

　　牧笛声声  牛鸣悠悠

　　牛以其独有的特性成为中国农耕的主要劳动力，几千年农耕经济所形成的观念对耕田畜牛十分推崇，逐渐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牛文化。尤其是牛的那种吃苦耐劳、默默奉献、忠诚无私的精神，早已感染了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咏叹。

　　“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这是宋代名相李纲的诗作《病牛》。诗中将牛的艰辛劳苦与高尚品德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同时也借牛言志，暗喻了自己的节操。

　　北宋诗人梅尧臣在《耕牛》中写道：“破领耕不休，何暇顾羸犊。夜归喘明月，朝出穿深谷。力虽穷田畴，肠未饱刍菽。秋收风雪时，又向寒坡牧。”诗中描写了耕牛辛勤耕耘，农民辛苦劳作，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王安石也有一首诗对耕牛赞曰：“朝耕及露下，暮耕连月出。自无一毛利，主有千箱实。”

　　“渴饮颍水流，饿喘吴门月。黄金如可种，我力终不竭。”唐人刘叉的《代牛言》把辛勤的广大劳动者比喻成牛，以拟人化写法写出牛对人类的勤劳、忠实和任劳任怨的特性。

　　除了歌颂牛的品质以外，在很多古诗词中，牛的形象常和田园、家乡、牧笛联结得非常紧密，牛似乎成了田园诗的“代言人”。

　　“牛得自由骑，春风细雨飞。青山青草里，一笛一蓑衣。日出唱歌去，月明抚掌归。何人得似尔，无是亦无非。”唐代诗僧栖蟾所作《牧童》，以轻灵浑朴的笔调描绘出田园村野的风光情趣，读来犹如欣赏一幅优美安详、恬淡静谧的水墨画。

　　唐人吕岩也有首《牧童》的诗：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”广阔的原野绿草如茵；晚风吹拂着野草，还没见归来的牧童，却先听见悠扬的竹笛声，笛声时续时断，随风飘扬。牛背上牧童的村笛，总是能够勾起人们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　　“咄哉牛儿，心壮力壮，几人能可牵系。为爱原上，娇嫩草萋萋。只管侵青逐翠，奔走后、岂顾群迷。争知道，山遥水远，回首到家迟。牧童，能有智，长绳牢把，短梢高携。任从它，入泥入水无为。我自心调步稳，青松下、横笛长吹。当归处，人牛不见，正是月明时。”南宋张风子的《满庭芳》就像一幅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卷，语言朴实无华而又饶有风趣，读来忍俊不禁。词的最后竟又生出几分怅惘，牧童和他的牛儿都归去了，再也找不见，连那笛声也散了余音，表达出词人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和羡慕。

　　而关于牧童与牛最为知名的诗，莫过于清代袁枚的《所见》了：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寥寥几笔，就把牧童骑牛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传神，充满生活情趣，成为不朽名作自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迎春鞭牛  劳作不息

　　唐代诗人元稹在《生春》诗中写道：“鞭牛县门外，争土盖蚕丛。”鞭牛，即鞭春牛，又称鞭土牛，先“鞭”而后“争”，是古代送冬寒迎新春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古以来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，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，而鞭春牛则是古代春耕生产的前奏。

　　春牛是用泥土塑造的，造土牛的习俗可以追溯至周代。《周礼·月令》记载，农历十二月“出土牛以送寒气”，那时的土牛是寒冷的象征。后来发展为用特制的鞭子打做好的土牛，“以示农耕早晚”。到了汉代，“造土牛以劝农耕”，土牛成了春天的象征，故又称春牛。彼时鞭春牛风俗已相当流行。立春日清晨，百官送土牛于城门外，官员执鞭击土牛，以示迎春。鞭春牛之后，老百姓哄抢碎牛的散土，认为“土牛之肉宜蚕，兼辟瘟疫”。争来抢去，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“鞭春节”或“鞭牛节”。

　　宋代以后，鞭春牛更加普遍。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：“立春前一日，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”宋仁宗颁布《土牛经》后，鞭春牛之风日益活跃，由宫廷、官署而遍及乡里，使鞭春牛风俗传播更广，以至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“小儿著鞭鞭土牛，学翁打春先打头”，南宋杨万里《观小儿戏打春牛》一诗生动地记述了宋代鞭春牛活动。

　　宋代鞭春牛时四门均都打开，各出土牛，牛身饰彩，鼓乐相迎，由人装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，鞭打春牛。官员行礼，一方面宣告包括农事在内的一年劳作的开始，一方面祈祷当年的丰收。宫中也举行由皇帝主礼的“鞭春”仪式。百姓们则纷纷上前抢夺碎牛散土等物，以兆利市。时人认为，“得牛肉者，其家宜蚕，亦治病。”。为了满足百姓喜欢春牛的美好愿望，弥补一些人未抢到土牛的遗憾，府前左右还专门仿效制作泥塑小春牛出卖，引得人们争相购买。《岁时广记》载：“立春之节，开封府前左右百姓，卖小春牛，大者如猫许，漆涂板而牛立其上;又加以泥为乐工，为柳等物。其市在府南门外，近西至御街。贵家多驾安车就看，买去相赠送。”于是，春牛不仅是迎春仪式上的主角，也成了新春之际的吉祥物。而在不搞鞭春仪式的广大乡村，人们盛行在墙上贴春牛图，以观四时节序。

　　到了明清时期，鞭春牛活动蔚然成风。据清康熙年间《济南府志·岁时》记载：“凡立春前一日，官府率士民，具春牛、芒神，迎春于东郊。作五辛盘，俗名春盘，饮春酒，簪春花。里人、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，结彩为春楼，而市衢小儿，着彩衣，戴鬼面，往来跳舞，亦古人乡傩之遗也。立春日，官吏各具彩仗，击土牛者三，谓之鞭春，以示劝农之意焉。为小春牛，遍送缙绅家，及门鸣鼓乐以献，谓之送春。”

　　鞭春牛，一般以四人抬泥塑春牛为象征，由春官执鞭，有规劝农事、策励春耕的含义，也是喜庆新春、聚会联欢的形式。男人们“鞭春”时，女人们“戴春”，她们头戴色彩艳丽的头饰，也用裁剪的春燕、春蝶做饰物，老人和孩子则不忘“咬春”，也就是吃春卷和春饼。

　　牛是春耕的主力，从古至今它都要抢先登场。而作为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“鞭春牛”则是民俗记忆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如今，这一古老民俗依旧在我国很多地区流行。立春清晨，农户把酣睡中的耕牛牵来，用鞭子在牛身上象征性地抽打几鞭；也有人不用鞭子，而是用手在牛背上拍打几下，以示让牛振作精神，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为农业生产效力，同时祈盼风调雨顺。然后，农户牵着角挂大红花的耕牛下田，开启了春耕第一犁。这一犁下去，是禾黍飘香、五谷丰登。